深入战地自由摄影师高磊：多次被狙击手锁定与风向呈直角行走

武装吉普车的车顶，狙击手在瞄准镜中锁定了男人，拉响枪栓，食指放在扳机上。几十米外，男人手持相机，飞快地按下快门，然后立即举起双手背身过去。枪手略微迟疑，最终放弃了射击，男人心脏狂跳，他明白，自己侥幸逃过了死亡……

男人名叫高磊，11月24日，在解放碑某写字楼的顶楼，他给我们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当天，记者参加了高磊创办的培训机构“摄影黄埔”第一次在重庆举办的分享会。面前这位面色温和的中年男人，很难让人将他与战场联系在一起。但正是他，在2004年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进入加沙地带，成为一名深入战场拍摄的自由摄影师。

 

▲“摄影黄埔”西南分享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听课

或许，正如高磊在每一次讲课前必讲的一句话：做摄影，讲真话。所以他即使用性命做赌注，也要用镜头直面狙击手开枪的瞬间。

秘诀

“狙击手要一枪击中目标，需要计算射击距离、弹道、风速、风向等多种因素，要想一枪命中，并不容易。”谈及自己的经历，高磊气定神闲。2004年，加沙地区激战正酣。不代表任何媒体、组织、机构，高磊只身一人进入战场核心区域进行拍摄，成为战地摄影师。他说，和跟随战争的其中一方进入战场不同，他面临的危险，不仅在前方，也可能在身后。交战双方的子弹，随时都有可能射中他，甚至是战地记者约定俗成的自我保护规则，都不再适用。

曾经有过8年入伍从军的经历的他，自己总结一套逃生“诀窍”。高磊说，他曾有过多次被枪手锁定的经历，他的经验就是与风向呈直角行走，因为风的影响，对方很难一击即中，有经验的枪手有可能会打一枪通过着弹点来判断风力、风向，这也让他有了预警，才有机会躲避危险。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更多的还是看运气!”关于如何保命，高磊甚至请教了去过战地的路透社的朋友，朋友告诉他，自己是跟着军队一起前往战场，经验不一定适用。但朋友还是提醒他，当武装直升机发起攻击之前，会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千万要留心。“到了战场发现，直升机出现时，往往天上还有战斗机，声音震耳欲聋，根本无法判断。”

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要到到战场上去当靶子？难道有丰厚的酬劳？实际上，这场亡命的摄影之旅，是高磊自己出资，瞒着亲人、朋友的一场冒险。

▲记者采访战地自由摄影师高磊

“别人没做过，我来纳‘投名状’。”高磊说，不是中国摄影师不愿意去，而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勇气，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愿意去。所以他决定，在没有任何机构作为依托、没有任何后盾、甚至如果出现意外，都没人有义务将他的遗体送回的条件下进入战场。

那一年，高磊的孩子才11岁，妻子正留在国内。他给妻子说，自己要去以色列旅游，便准备出发，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家人说谎。

骗子

“他们说我是骗子!”

没有任何机构支持，进入战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方便行事，高磊挂靠了一家摄影机构，希望用他们的名义，申请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处的特别通行证。但当以色列的官员联系这家机构核实他身份的时候，却被对方告知“查无此人”。高磊清楚地记得，那位女性官员十分愤怒，当面怒斥他为“骗子”。

“我不是骗子，我会证明我的身份。”高磊说，事情一度陷入僵局。他只能向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求助，但大使馆并没有帮助他进入战区的义务。还好，一位恩人伸出了援手。

高磊在许多场合都曾提到，当时，他找到了时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新闻官卢坤，希望得到帮助，但此事让对方也十分为难，起初并未答应他的请求。一筹莫展的高磊把心一横，决定自己“硬闯”。

“安全进入战区需要经过一个叫‘埃雷兹’通道的地方，只有持有特别通行证方能放行。反之，则必须经过“雷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高磊说，当时自己铁了心一定要进去。便告诉卢坤，希望他能满足自己的一个请求：如果不幸遇难，请告诉大家，他是一名摄影师，而不是一名游客(高磊持有的是旅游签证)。

说完请求，高磊转身离开。但还未走出大使馆便被叫住。随后，卢坤用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相关机构。这，是高磊能得以成行的关键。两年后，高磊作为嘉宾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还展示了这封信件的原文。

“绪加耶(音)发生冲突了，你去不去看看？”

“去啊，怎么去?”

“自己去!”

这是高磊进入加沙几天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周轶君与他的对话。周轶君可以说是高磊在加沙地区唯一的同行，但她对高磊的态度并不好。

2006年鲁豫有约采访高磊的那一期节目中，高磊便坦诚地说了当时的情况，在主持人的追问下，他道出过缘由。

原来，周轶君在加沙已经驻扎了很长时间，不仅是这里的“女汉子”，也是“老江湖”。她见过不少所谓前往战场的摄影师，这些人来了之后，在远离枪炮的几十公里外的地方逛了两圈便离开，却大书特书地讲述自己的“战地故事”。周轶君看不起这样的人，她认为，高磊也是。

“知道了信息不去？那我来这干嘛了。”高磊知道这算是周轶君给他的一个小考验，同时也知道自己来此的目的，随即带着相机出门。他找了一辆出租车——三排座的旧奔驰。按照周轶君教他的方法，不停地和司机重复着“绪加耶”的发音。车上原本还有其他乘客，但一听到“绪加耶”，所有人都一溜烟地下了车。

司机嘟囔着将他送到离目的地一公里的地方，然后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走。无奈，高磊只能下车，步行走完最后一公里。

高磊到加沙，只带了两个镜头，一个24mm，一个35mm。有摄影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两个角度很广的镜头。这就意味着，拍摄者必须离拍摄的主体足够的近，才能拍到想要的画面。

为什么不用长焦镜头远远的拍摄呢？高磊认为，长焦镜头固然可以让他在更安全的位置拍摄，但拍出来的照片就好像躲在掩体之后，窥探世界；而广角镜头拍下的照片，站在照片面前，就好比你身临其境置身于战场。照片的力量就在于给人以临场感，能够感同身受，照片，就是世界。

前方，隆隆的枪炮声已经响起。高磊取出相机开始尽量的靠近、拍摄。这时，一群当地的孩子却成了他最大的麻烦。看到东方面孔的陌生人，小孩子们一拥而上，一边躲在他身后躲避枪弹，一边好奇地翻他的口袋。

高磊早就知道，在加沙一定不能小看了这些孩子。在之后的拍摄过程中，他甚至遇到小孩拿着手榴弹向他“炫耀”，见高磊没搭理他，这个孩子竟拉掉保险，直接将手榴弹丢向空地，只为了证明他手里的是“真家伙”。

而此时，身边的小孩子成了他最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人数太多，高磊只能往前躲闪，就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走。就在这时，冲锋枪远远地射来一阵“弹幕”，拒绝让他们靠近，冲突一触即发。高磊赶紧卧倒在地，此刻，他身边正好站着一个孩子。高磊想伸手拉他卧倒，但孩子却死命挣脱了，刚一起身，便被流弹击中。

“亲眼见到小孩在身边被子弹打中的样子，太震撼。”高磊说，很快当地组织的救护车便到场，准备将受伤的孩子拉走。因为继续留在现场太危险，高磊请求乘坐救护车离开，但却被拒绝了，原因他并不是伤员。

“不走我就真的走不了了!”救护车开动，高磊拖着救护车的后门，站在车外离开了现场。

豪宅

高磊说，和周轶君的几次交道，让这个勇敢的女记者逐渐认可了自己。两年多以后他接受鲁豫采访时，周轶君还通过视频的方式，“挺”了他一次。

在周轶君口中，高磊变成了一个“吃货”。在战地，吃，是困扰两人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他们甚至可以一天不吃饭，只喝水就够了。有一次，周轶君问他想吃什么，高磊不假思索地告诉她：五花肉。

“让我在中东地区给他找五花肉，真的太难了。”周轶君在节目中说，幸运的是，她在加沙一个检查站外，找到了一家俄罗斯人开的店，他们是有猪肉可以卖的。结果两人用一个旅行箱，到店里买了一整箱的猪肉。过检查站时，周轶君还担心会被为难，但士兵听说他们拿的是猪肉，立刻让他们赶快拿走。

周轶君还给高磊租了一间豪宅。“300多平，海景。”具体的租金是多少，高磊已经记不清楚。实际上，他的“豪宅”还远不止300平。他住的那一栋楼根本没有几个人，想住哪一间都没问题，但豪宅中却只有一张床。

“每时每刻都身处危险中，也就不觉得危险了。”高磊说，没过多久，他已经习惯了在枪炮声中入睡。但和在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每天他都是合衣而眠，相机也随时上着胶卷。有意外情况，立即就能跑，立刻就能拍。而实际上，他的“家”已经是这里最安全的地方，这幢楼中设有中国的机构，悬挂着中国的国旗，交战双方绝不会轻易地袭击。

不过，他的“豪宅”最后还是被炸毁了。之后，军方通知让他们撤离，因为有极端组织的成员住进了大楼。撤离后不久，一枚导弹击中了建筑。

回归

82天后，高磊带着1万多张照片，从战场撤到巴黎。

回归和平，他第一时间便病倒了，发起了高烧。高磊说，到医院就诊，医生问明了情况后，没有给任何诊疗方案，也没有开任何药方。只是让他回家休息。

他这才知道，这是处在战地身体的应激反应造成的后果。在战场时，身体所有防御系统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可以不吃不喝甚至不睡都不影响体能。但回到和平中，身体得到一个安全的信息，于是防御机能开始休息，这时就会发烧，一段时间后便能自愈。

身体能自愈，但对高磊来说，此行短短2个月，却将影响他一辈子。高磊至今不吃烤肉。加沙之行后，他甚至说，自己对大多数的摄影题材，都很难再提起足够的兴趣。

十多年过去，高磊从一个摄影师，成了一个摄影教育的倡行者。他的思路，依然回到对摄影的热爱，回到了他坚持要去加沙的初衷。高磊说，摄影最基本的，依然是“说真话”，无论是拍摄本身，还是作品评价。这，是他现在想做的事，也是不一样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