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人性的“爽剧快餐”——评火爆全网的《鱿鱼游戏》

　　奈飞落地韩国之后推出的原创剧集《鱿鱼游戏》，拆分重组日本漫改电影《诚如神之所说》和美国电影《饥饿游戏》的结构框架，加入韩剧走向世界的新法宝“贫富分化”元素，再造杀人游戏版《寄生虫》，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成功。剧集释出当日登顶奈飞播放量冠军宝座，剧中的游戏更是成为互联网最新流行“迷因”病毒式扩散开来。促成剧集获得如此大范围成功绝非单一因素所致，韩国影视工业化生产为总体质量提供的保障、优秀演员的演出效果、网络平台提供全球化资源等等，对《鱿鱼游戏》破除文化壁垒走遍全球都功不可没。

　　但看过这部剧的观众不难发现，作为一部以“游戏”贯穿全剧的作品，游戏环节的设置和情节曲折程度并非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许多被残酷游戏生存法则吸引并期待主人公能够凭借个人强而有力的特质排除万难获得成功者在观看过程中大失所望，这也导致《鱿鱼游戏》整体评价一般。在剧情缺陷明显，结尾无力且缺乏逻辑合理性的前提下，剧集仍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唤起共鸣，靠垫是带有全球化特性的主题：贫富差距和人性的扭曲。

　　“饥饿游戏”成为观众发泄情绪的出口  

　　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绝非单一国家需要应对的问题，根据2018年发布的《全球不平等报告》，如果不能有效抑制财富集中化的趋势，到2050年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财富将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而全球贫富差距状况将倒退到十九世纪的水平。换言之，当代人沉浸在逐步消灭绝对贫困的同时，与极度的贫富不均距离也并不遥远。

　　韩国是一个百分之十的人口占有国家一半财富的国家，贫富差距状况不容乐观。根据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43.4%的65岁以上老人属于贫困人口，贫困间接导致的老年人自杀率提升是韩国自杀率在全球范围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熟悉韩国影视作品的观众经常听到“有钱无罪”等台词大多出现在剧中人物讨论财富不均衍生社会问题的场合。不同社会文化对于这种不平等的容忍度不同，类似韩国这种传统文化仍占有强势地位的社会，结构性的权利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不平等往往使人陷入宿命论的漩涡。作为对外展示韩国社会文化的窗口，韩剧中宿命论最浪漫的表达就是“命运般的爱情”，除了灰姑娘爱情故事，韩国鲜有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的梦想故事。所以在《鱿鱼游戏》这样以提供感官和心理层面双重刺激娱乐大众的故事中，仍然看不到类似中国爽剧模式中常见的“身份对调”，唯一一次身份对调还发生在“幕后黑手”身上——作为常见韩国贫困人口的老年人竟是富有的游戏主办人。

　　在浪漫爱情题材电视剧之外，韩国富人多数时间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他们大多共享着一副为富不仁的丑恶嘴脸，愚蠢、傲慢、易怒、偏见，他们有时作为出身平民的正义主角打倒的对手存在，有时则是主角戏耍的对象。《鱿鱼游戏》中那些观看穷人为了奖金彼此厮杀的富人也是这副嘴脸，影视剧通过嘲讽他们的愚蠢、展示他们不堪的下场为多数观众提供发泄情绪的出口，观众发泄心中情绪之后继续安于宿命，不再追问财富的流向，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鱿鱼游戏中继续按照富人制定的规则与同类奋力搏杀。

　　强而有力的营销更映衬出人物和情节设计的薄弱

　　英国社会流行病学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曾在自己的著作《公平之怒》中指出“社会平等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他在论证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产生诸如犯罪率提高、心理疾病患病几率增大等问题的同时指出这些社会负面因素大多直接作用于已经陷入贫困的人口，而对于从事精英职业的上层家庭而言影响很小。换言之，平等的社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一些人并不在乎这些好处。在讨论贫富差距对于社会负面影响时，威尔金森特别强调了人际信任的问题，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中公民彼此之间越缺乏信任。

　　《鱿鱼游戏》像博物馆的展览厅一样将韩国贫困高发群体逐一搜罗陈列，来自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海外劳工因为特殊的身份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之外，老年人以及大量的无业人员则是从正常社会秩序中堕入贫困的“失败者”，经历了期望与失望、切身感受人间疾苦的后一类人往往比前者更难建立信任。而剧中绝大多数暴露人性阴暗面的人际斗争都发生在游离在理想秩序之外的这群人身上，最典型的则是主人公成奇勋(李政宰饰)的发小曹尚佑(朴海秀饰)身上。

　　如果成奇勋迫于贫穷加入这场杀人游戏多少有些是自身缺点所致，曹尚佑的遭遇显然更让人觉得可悲。受惠于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禁止补习的教育政策，彼时韩国还没有出现富家子弟垄断精英教育资源的现象，寒门学子仍能依靠悬梁刺股进入精英学府。作为一个讲究“血缘、地缘、学缘、师缘”的四缘社会，进入精英学府不仅意味着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更意味着人脉，依靠名校出身形成小团体互相帮扶是极其常见的现象。然而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曹尚佑在遭遇困难时显然没有得到来自学缘、师缘的帮扶，反而在加入鱿鱼游戏后迅速依靠地缘进入主角的小团体，从实现阶级跃层的阶梯上跌落，重新回到了他起跑的地方。而这样一个直接经历贫富差距冲击的人是所有角色中最无法和他人建立信赖关系的，最终也是信任的崩盘将他送上了生命的终程，就连他最后选择死亡也更像是出于失败的不甘而非良心发现对昔日挚友的成全。在人物普遍平面化的《鱿鱼游戏》中，曹尚佑这个“反派”或许是距离观众最近的一个，也是最能让观众认识到财富差距是如何扭曲人性的一个。

　　凭借工整的影视工业流水作业和卖力的宣传，《鱿鱼游戏》成功成为全球年度最热门的影视作品之一。然而，热度并不能和质量画上等号，强而有力的全球营销更映衬出剧集人物刻画和情节设计上的薄弱，以及创作者通过视角选择而规避敏感话题的狡黠。观众被放置在和那些蒙面游戏玩家同样的位置旁观杀戮的发生，和蒙面玩家一样抱怨游戏不够精彩，无形中将自己的身份划归于远离贫富差距衍生社会问题困扰的阶层，从而摆脱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即便如此狡猾，《鱿鱼游戏》仍然无法绕开展示被贫困所扭曲的人的面孔，那些戏剧化的挣扎或许就在观众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