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雅玲：理性看待复杂局势下的几个经济问题
当前市场前景伴随全球疫情扩散难言乐观，但某些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干扰应值得重视。其中一些观点值得理性看待和论证。
观点一：去美元化。
由于疫情的传染性和威胁性，加之经济优越与金融霸气，美元升值现象十分突出，这直接引起全球资金和资产乃至商品价格连锁反应不良下跌居多。
由此，对货币逻辑发生错乱。按照货币经济学原理来说，货币贬值有利于经济。但在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为主的情况下，货币贬值意义不大，反而会成为心理不安的指标。尤其美元作为特权货币，货币基础夯实、政策调整灵活、机制效果覆盖、份额比重超强，美元升值效应的影响显示的是实力势力。
此时谈及去美元化操之过急，面对问题要解决的是内在基础，并非外部关联。所以一些国家和市场简单化的行为不仅不利于自身安全，反而会加大全球不安逸的现实。舆论似乎顺应情绪的是偏颇立足更多，事实与现实并未考量清晰与透彻，仅凭自主立场和论据来短期化掩人耳目、表面性屏蔽真相、非常性误事害人。
另外，对美元特性认知不足。美元历史悠久，美元特权是现实，美元份额是基础，美元战略是核心，这些看似大道理的说法并不引人关注，反之某些舆论却受众甚广：美元即将崩溃、人民币成为全球价值资产避风港。
我们只简单比较上述两种货币就会一目了然——美元是自由货币、世界各地全流通；人民币为中国本币；美元是记账、结算、交易、储备全面货币资质，人民币为SDR有限记账货币，即不可交易不可结算不可全球使用。
对货币基本常识的基本了解是认知市场舆论正常与非常的基础概念，目前美元特权的机制、市场、制度、战略是处于上升期，并非是衰退期，这是目前判断去美元化的关键。
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量的6.6万亿美元中美元交易比重达83.8%，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占比64%，全球美元使用率最新为44%，这是2015年以来最高。
当下，美元霸权有市场基础、制度保护、战略主导，处于无法震撼时代，因此美元新经济促成的美元新时代是需要审慎考量的。
观点二：去外贸化。
疫情引发的居家隔离，使供需两端受阻，明显失衡。而全球化已经使世界交往异常活跃与紧密新时代的形象深入人心，尤其互联网的效应更刺激全球化局面，彼此间更加加深联系和紧密合作。目前受疫情影响只是短暂被迫屏蔽，实际需求与环节并未断裂。
即使有阶段性贸易争端与摩擦，但也尚未改变彼此依存与依赖的基础。只有全球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化解和不断协商，才能使受疫情影响的市场经济走向舒缓，而非加剧矛盾与争论。
因此，美国政界一些人士极端性的自我表现风格并非是美国主流，美国企业和市场对外部依存（包括对我国的需求）并非短期，不能断定如此简单。对未来重新架构的成本以及疫情带来的潜在风险是需要理性认知与评估的，美国会更在乎成本与利润回报。
我国作为新兴市场代表之一，全球化参与在加强，主见发展卓有成效，信誉担当备受信赖，大国地位不断进取。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异与距离。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外贸对经济而言的重要性都是一致的。
受疫情影响，我国外贸企业面临很大压力，政府相关政策与部门举措相当积极有效，但外贸转内贸舆论较为突出，但这是否是唯一选择？产品路径的内外转换是外贸企业面临的重要梳理与调整，并非简单的路径选择，而是产品个性、产能需求以及关系连接等多方面的考量与调整。
当前我国外贸企业的民营和中小企业居多，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这些企业的份额与贡献占据我国外贸企业的半壁江山。
虽然许多外贸企业产品有一定优势，但设计、技术、款式甚至原材料多为国外的，直接投入市场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且对外贸企业来讲，国内市场是一个完全陌生领域，既没有销售网络，也不熟悉国内消费者需求。大多数外贸企业转做内销并不能简单沿用外贸订单制的贸易销售模式与体系，加之内贸市场渠道建设成本高、周期长，外贸企业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投入的心理准备。尤其外贸特点是大批量、少批次，而内贸特点为少批量、多批次，外贸企业对内贸而言，需要有过渡与调整的适应过程。因此，外贸和内贸完全不同的生意模式更应重视水土不服短期不良因素。
目前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之下，外贸企业不再用美元议价和结算是外贸企业规避汇率损失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改用货币计价，尤其是人民币直接结算，涉及买卖双方交易习惯调整，这对长期企业发展模式以及未来人民币可兑换的准备又是一个不利的层面。国际市场客户更看重质量，国内市场客户更看重价格，这更是外贸转内贸观念、国情与理念的重要差异与区别，更是外贸转内贸不可忽略的观念之差和融合之难。
观点三：去货币化。
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是近期市场热议话题，央行也在推进数字货币方面早有调研、规划与推进。
按照常识概念解读：数字货币是当前法定货币新载体，政府可以直接向个人账户注入资金，无须借助商业银行。数字货币几乎可以即时结算，从而优化流动性，减少被繁杂结算流程套牢的资本和抵押品，并可大大降低交易对手风险。由于数字法定货币采用完全数字化的形式，监管机构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和追踪资金在经济体中的具体流向，而这正是传统货币所不具备的。
然而，上述概念与现实基础是经济正常化之下的运作，经济结构均衡是风险保障重要基础，而疫情特殊需求量之大超乎寻常。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脱虚向实结构调整重要阶段，数字货币的新鲜路径和方法会产生刺激作用，但也可能产生风险隐患。尤其我国当下货币概念的信誉是前提，信用体系与法律制度是保障。
数字货币概念和相关条款有待结合国情特性加以梳理、整合和明确，许多法律和法规缺少细则与执行。尤其在原有货币机制下欺骗、诈骗、投机、非法问题甚多，曾经因单一发行机构倒闭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屡见不鲜。
其次更重要的是监管制度与原则、效果和保护。目前社会上难以有效识别资质和信用，加之互联网支付具有隐蔽性、快捷性和跨国性的特点，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是我国金融安全应重点关注的当务之急，并且舆论或政策去货币化的技术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专业风险等综合问题更需要慎重考量。
近期我国金融机构风险被高度关注，互联网企业和其它企业中金融专业基础薄弱并未改观，特别是我国尚存在技术安全标准、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的系统软件或硬件风险，这对数字货币而言都是风险、压力与挑战。由此，去货币化需要理性、求实、改革之勇气与作为。
简而言之，疫情特殊性难以预料，经济衰退现实已经来临，未来经济高增长存在期待，复杂局面下的急躁、浮躁、非理、不专现实较为抢眼，但实体发展、市场避险并非是情绪解决，而面对汇差、利差、价差、期差的严重混乱形势，理清和理顺、看透和深入对认知问题、应对问题、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上述话题侧重长期化为主，并非是短期可以实施和实现的期待。市场应权衡短长之间差异、目的和前景，这对我们发现问题十分重要。市场博弈重心在于谁想得长远、谁做得实际、谁懂得规律、谁具有战略。（作者系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